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天了。母亲在世的时候,虽然她在武汉有一处自建的小房子,但她坚持住在乡下老家,一来故土难离,村子里都是熟悉的人事和亲切的味道,她住着舒心。二来她一生独立,不愿意为儿女添一丁点麻烦。因为不放心,我们兄弟姐们每周都要轮流回去看望。现在母亲走了,每个周末我们仍然会不约而同地回去,在老屋母亲的灵前,叫一声“妈”,烧一炷香,添一碗饭,敬献一杯她爱喝的绿茶,陪她坐一坐,说说话。离开的时候,向她作一个揖,对她说:妈,我们走了,过几天再回来看您……
    母亲是今年六月突然中风的,倒下去就没有起来。我们在接到村里电话的时候,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晚辈们迅速出发,火速奔回到母亲的病床前,对着不省人事的母亲千呼万唤。她醒来时,已经是三四天之后了,但是已经记忆模糊,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所有亲戚、晚辈子侄和外甥们,纷纷赶来看望,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尽管不认识人,叫不出大家的名字,但是她还是对每个来看望她的人微笑,向他们伸出手,表情还是那么亲切、慈祥,充满爱意和感激。
    母亲是一个好性子,一生不与任何人红脸吵架,凡事忍让为先,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计较。她最怕给人添麻烦,却不怕别人给她添麻烦。在我们家几十年,先后悉心照料了三代六个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让每一个老人安详有尊严。她个头瘦小,柔弱少力,却撑着我们家大半个天空。她的无争无求,她的至孝大爱,她的劳苦担当,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以至于在我们的人生中,满是她的痕迹和影子。
    母亲年老的时候,一直受到儿女们的尊重和敬爱,也受到村人、亲戚和晚辈的衷心爱戴。在武汉居住的时候,经常有人专程来看望;在老家,更是隔三差五有人问候。村子里不论谁从外面回去,总会给她捎上一点东西:有时是水果,有时是点心,有时甚至是几个馒头。不管是什么,她都很开心,会向我们念叨好多遍。特别是她的那些外甥们,每次来看她,她都笑得合不拢嘴,特别开心,也特别心满意足,逢人便要夸耀一回。
一生习惯于照顾别人的母亲终于病倒了,病得完全不能自理,需要别人服侍照料,这是她晚年最担心的事情;担心在不能动的时候拖累儿女,担心自己死在外面而不是死在老屋。值得欣慰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她的儿女们纷纷表现出至诚至孝的报恩本性,给予了母亲极大的宽慰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姐姐妹妹自不必说,大弟媳妇留在老家服侍,小弟弟毅然辞职回家照顾母亲,还有小弟媳妇,在母亲的病床前撘一个铺,24小时守候。
    母亲大小便失禁,弟弟和弟媳妇们不嫌脏臭,不戴口罩和手套为母亲清理,坚持每天给母亲洗两次澡,让母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轻言细语地哄着母亲吃饭、喝水,像逗小孩子一样逗着母亲开心。早上或者黄昏,他们会抱起母亲,让母亲坐在轮椅上,推着轮椅在村子里转一转,在母亲耳边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希望能唤起母亲的记忆。直到母亲病情危重,临去世的那天早上,弟弟还推着母亲在村子里转了一圈,让她与熟悉的村子最后告了一个别……
    母亲一生平淡,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生活充满艰辛。她的一生,可以用扁担两头的两桶水来形容:前半生是一桶苦水,她在苦水中浸泡打熬。后半生是一桶清水,她在清水中安闲滋养。与她们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磨练出惊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她在晚年的时候,对于那些苦辛得堪比黄连的故事,总是念念不忘,总是要我们找个能写的人,把她在苦水中挣扎的故事写出来,“比那些电视还要苦”——她坚持这样认为。
    母亲名叫汪素娥, 1934年生人,属狗。那个年代,乡民并不知道公历纪年,只知道民国年号,1934年是民国23年,所以母亲一生只记得她是民国23年出生的。十多年前,老家开始登记户口,把她的名字错登为“汪素”,出生时间登记为1936年。户籍登记错了,就不能随意更改,我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为她办理各种证件时,写“汪素”这个名字。小时候我们弄不懂母亲的名字中为什么有一个“素”字。母亲解释说,因为她从出生一直到长大,总是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身子骨又瘦又小。因为太瘦,大人们就给她取了一个小名“素”,因为在乡音中,“素”和“瘦”的读音完全相同。
    母亲出生的年代,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战火纷飞,饥馑瘟疫频发,能活下来就是奇迹和造化。她本来出生在黄安(现在的红安)一个叫汪家畈的村落,出生时一个很亲的长辈因为参加红军被杀,整天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两岁时亲生父亲不幸病逝,家庭顿失唯一的依靠,生活陷入绝境,她的母亲无奈只好带着她改嫁到黄陂叶家田一个袁姓人家。好在这户人家对她们娘俩相当不错,并没有把她看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使她的童年虽然贫苦,但享受了家的温暖与爱。逢年过节,汪家畈的几个哥哥,总会轮流来接她回去住几天,享受哥哥和伯爷们的呵护。骑在哥哥们的脖子上,走很远的山路回家,是她童年最幸福的记忆。或许是这样浓浓亲情,给了她一生坚守的善良和慈悲!
    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承担了家中很多劳作重任:放牛、喂猪,担水、种菜,砍柴、拾荒,纺纱、织布。还要采摘野菜野果、舂米推磨,日夜不能闲着。冬天时,还要和村中的小伙伴一起到山间田野,去捡拾一种名叫“油籽”的果实,用来卖钱。一个冰天雪地的早晨,她和另外两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一起到一个水塘边捡“油籽”,看到冰面上有一些散落的“油籽”,其他两个小姑娘胆小不敢去捡,我母亲一个人下到冰面上,不料冰面突然裂开,她直接掉进冰水里。四野无人,小孩子又没有气力,她在刺骨的冰水中挣扎了很长时间,才自己慢慢爬上来,没有被淹死,也没有被冻死,真是奇迹。
    这大概是她记忆最深刻的“惊险”故事,以至于我们听了几十年。近几年,也许是年岁渐老的缘故,她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捡油籽”的故事。今年四月,我们把她接到武汉住了几天,在接她送她的车上,她反复地给我们讲,给我描述当时的惊险,我们假装从来没有听过,认真听她讲,偶尔插几句话,问一些问题,惹得她精神大好,一遍又一遍地讲,以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车程一个半小时,她重复讲了七八遍。当时我想,母亲变得如此健忘,如此执着地回忆儿时的事,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呢?
    母亲刚刚懂事的时候,日本人来啦。乡里人一般把外国人叫做“洋人”,把日本人称呼为“东洋人”,把日本打进来叫做“闹东洋人”。母亲多次经历过“闹东洋人”,尽管那个时候她年龄尚小,许多事已经不记得,但是对亲历的“鬼子进村”,因为惊险,所以记忆深刻,终生不忘,经常向我们提起。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了,村里人扶老携幼“跑东洋人反”,匆匆忙忙到附近的山中树林中躲避。母亲本来跟着人群跑出了村子,但因害怕晒在门前的一件小花衣服丢失,壮着胆子独自回村。刚进村口,就看见村子里到处是“东洋人”,屋顶上架着机关枪,很多“东洋鬼子”在挨家挨户追鸡打狗,弄得鸡飞狗跳。她也不怕,径自回到家门口去收衣服,所幸衣服还在,她拿起衣服就跑,“东洋人”见她是个小孩,也没有把她怎么样,于是她飞快地跑掉了。这是她一生难得的一次“勇敢行动”。每每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总会一脸自豪地说:我也不明白,我怎么那么大胆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微笑。
    还有一次“闹东洋人”,一些老人和孩子没有来得及跑出来,被困在村子里。“东洋热”封锁了村子,到处砸门扒墙翻找东西,满村捉鸡子,把村子里的鸡子抓了个干净。有一个老奶奶,坐在织布机前一动不动,任由强盗们肆虐抢劫。等“东洋人”走后,老奶奶才从衣服里淘出藏着的一只老母鸡。村里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一只活生生的鸡子,安安静静地在老奶奶的破棉衣里呆了那么久,不叫不闹,也不瞎扑腾呢?难道鸡子也知道危险就在身边,晓得利害吗?这是母亲一生没有弄明白的事情。
    母亲天生胆小,小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家里穷,没有自家的田地,几块菜地也是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山洼子里,经常有野兽出没。母亲最害怕的是一个人去菜地种菜摘菜,但是又不能不去,每次都是提心吊胆,害怕得不行。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一片萧索,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又去菜地摘菜,看见菜地的垄沟里有半条死狗,明显是狼咬死吃掉的。之所以只吃了一半,可能是因为狼看见有人来了,悄悄躲了起来,并且就在附近。吓得她扔掉菜篮子,拔腿就跑回了家,从此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菜地了。
    母亲的胆小是比较有名的。2005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她不敢在老屋居住,每天到邻村妹妹家过夜。很多人劝她不要怕,但是她总不能胆壮起来。无奈我们在征求全村人同意之后,在村子中间为她盖了一个小屋,配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嘱咐她每天晚上点灯睡觉。村里人不论是谁,晚上经过她的屋子,总会喊她几声,给她增添一点胆气。后来我们在武汉给她弄了几间房子,她也要开着灯才能睡觉。这种胆小怕事,估计和小时候受到惊吓有很大的关系。
    母亲的娘家有两个:一个是红安的汪家畈村,是她的出生地。一个是黄陂的叶家田村,是她的成长地。对这两个地方,她都有着浓厚的感情,没有半点厚薄之分。母亲晚年的时候,娘家的亲人们接她去住一段时间,她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逢人便说以前的人和事,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在娘家人对她极好,给了她极大的宽慰。回娘家一趟,她就会精神大好,红光满面,比吃了蜜还要美滋滋。我们看了,也极为感动。只要娘家人来请,母亲就会欢天喜地地收拾东西,乐颠乐颠地催我们快点送她……
    母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贤惠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更没有读过“朱家一本教儿经,万古流传到如今;若是人家有一本,兴家创业人上人”之类的“经典”,却在骨子里,继承了世世代代传统的孝悌之道,体现在无声的一言一行之中。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尊老爱幼,不惹是非。有怨不结,有恩必报,待人以礼,忠人之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歌颂与倡导的一切美德,集于她的一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是一个榜样和标杆,是一本难得的教科书,是一部活的“德行篇”。
    母亲后来有了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基本是母亲带大的。大弟弟不幸夭亡,于是对小弟弟更加爱护。从我们记事起,她就要求我们要对舅舅好,不能有一丁点的不恭敬。只要是舅舅来家,她就欢天喜地,高兴得不行,忙前忙后张罗着炒菜煮饭,生怕舅舅没有吃好喝好。在她病重弥留之际,舅舅来看她,她总是伸出干枯的手臂,握住舅舅的手,深情地望着他,露出依依不舍的挚爱之情,令人动容。她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兄弟姐妹,永远不能对舅舅不好。去年舅舅过七十岁生日之前,母亲反复叮嘱我们,一定不能缺席舅舅的寿宴,直到我们纷纷赶回来了,她才放下心来,露出欣慰的笑容。母亲去世后第三天,舅舅和我们一起到坟山为母亲“覆土”,一只美丽的蝴蝶一直围着舅舅飞,落在舅舅的手上,不肯离去。伸手去抓,蝴蝶也不飞不动。我们坚信,这只蝴蝶一定是母亲幻化,轻轻地来与舅舅惜别……
   母亲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不仅仅是生育了我们姊妹五个,对待家中的老人真的是无微不至,耐心周到。老人们亡故前都是久病,大都是卧床不起很长时间,母亲一点也不嫌弃。爷爷当年是患直肠癌去世的,患病的时候,严重便秘,总是母亲和我妹妹为爷爷一点一点地抠,再为爷爷洗得干干净净,从来没有怨言。家中的老人,走得都很安详,很有尊严。母亲为我们家族做出了大孝大爱的榜样。母亲自己病了,儿女们如此尽心尽力服侍,恪尽孝道,平和安详而去,后事处理得顺利周到,是母亲一生种下的莫大善因,结出的莫大善果。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之“异熟果报”,在母亲身上,得到很好的诠释和验证。
    我家一直是村里村外有名的贫困户,以前叫“缺粮户”。人口多,劳力少,缺粮是常态。我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曾经多次饿得大哭。读高中时,在学校一天只吃两餐,节省的米粮,要卖掉买书读。即便常年吃了上顿愁下顿,母亲也能热情待客,于礼节方面毫不马虎。秋收之后,秋猎开始,远方本家的秋猎队,总会落脚在我家,每次有一二十人不等,在我家打地铺睡觉,在我家灶膛搭伙吃饭,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当然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可以学着猎人们打着绑腿,威风凛凛地随着秋猎队进山打猎,好玩的很。但是可难为了母亲,每天除了要侍候我们一大家子,还要照顾好客人,让客人们满意,着实太不容易了。此外还有那些游方的货郎、要饭的“花子”、阉鸡的本家等等,只要来我们村,都是把我家作为落脚点,母亲对待他们,从来不厌烦、抱怨,总是笑脸相迎,让人家有宾至于归的感觉。那些拾荒的外乡人,四处迁徙的放鸭人、行脚的路人、补伞修鞋和打铜磨刀的师傅,只要母亲看见,她就会同情人家远离乡土,生活不易,想方设法给人家送些时蔬腌菜粥饭之类,接济和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城市青年,高中或者初中毕业以后,大都要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那里大有作为”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国家给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下乡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大部分知青被集体安置在遍布全国的“知青点”,少部分投亲靠友分散于村乡巷闾。我们家也先后接纳了两个知青——三爷爷的两个儿子,爷爷的亲侄儿,父亲的堂弟,我们称呼“叔叔”。他们“下放”到我们家的时候,只有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前后呆了6年。
    两个知青叔叔称我母亲为嫂子,而我母亲,则充当了“嫂娘”的角色:既要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包括一日三餐、缝补浆洗,还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舒服开心,安全健康地成长,不能有丁点闪失。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钱缺粮的日子,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母亲每天扯着愁肠算计日子,“借”和“赊”就成为母亲每天的常态:借钱、借米、借油;赊烟、赊盐、赊酒。借了还,还了借;还请赊账,然后再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向前熬着。因为穷,远近的供销社和商店,都不愿意赊账给我们家,有时只好用两三个鸡蛋,到供销社,换三五根烟,打二三两酒,灌半斤煤油,这已经是有面子的时候了。
    母亲身材瘦小,又只有一个肩膀能挑担子,不会“换肩”,所以挑东西特别费力。我们生产队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要到相对比较富庶的邻县——红安去借粮,收获后再连本带息送还。这一借一还都是车推肩挑,远路无轻但,辛苦得很。一般男人用车推,女人用担子挑。每次借粮还粮,要挑着重担走几十里山路,母亲总是把年龄尚小的姐姐带上,一来有口集体饭吃,二来姐姐可以和母亲换着挑一挑,不至于掉队。但是一趟担子挑下来,两个弱小的身子,会难受好几天。
    就是这样一副柔弱的肩膀,却挑起了全家11口人的生活重担。母亲用她的善良、坚韧和信义,把一大家子人拢在一起,和和睦睦,没有抱怨,没有争吵,没有算计,一个典型的乐呵穷人家。也以她的温顺的性格和高尚的人格,构建了一个和谐宽松的邻里关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母亲用浓浓的真情,深爱着每一个亲戚和晚辈,不论是她娘家的内侄,还是姑妈家的外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她都给予了无尽的牵挂和呵护,视同己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尊重她,爱她。逢年过节,大家都要来拜望她,和她说说亲热的话。她生病了,所有的亲戚,无论老小,都来看望。姑妈家的几个表姐妹和表弟,更是多次来到她的病床前,给她莫大的宽慰。母亲在还能言语的时候,经常非常自豪地说:我的那些内甥、外甥们,哪一个都没有忘记我……
    不仅那些亲戚、晚辈没有忘记她,那两个当年下放在我们家六年之久的知青叔叔,也从来不曾忘记他。经常偕同三爷爷家另外的姑姑、叔叔们回来看她,嫂子前嫂子后地叫,透出无限的亲情。每当他们回来,母亲就格外高兴,和叔叔们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吩咐我们招待好叔叔们,生怕他们受到一点怠慢。母亲弥留之际,我给叔叔打电话,告知母亲的病情。叔叔大为惊讶,狠狠地对我说:你再晚告诉我,我会搞你的人的!尽管叔叔说了气话,但我也很感激,这是叔叔们对母亲恩情的一种迸发,是藏于内心深处的一种亲情,日久弥深。
    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在离家很远的镇子上,中间隔着宽大的木兰湖,上学放学很不方便,所以只能在学校住读。学校有简易的食堂,为住读的学生提供蒸饭的蒸笼,但不负责热菜。每逢周日,我们返校之前,母亲总是要给我准备好一周的大米和菜。菜是用罐头瓶子装着的,瓶子的下半部装着腌菜,上半部装着青菜。上面的青菜供每周前几天吃,下面的腌菜供后几天吃,因为没有冰箱冷藏,青菜保存不易,只能这样。
    为了让我能吃饱饭,母亲总是悄悄多给我舀一些米,反复叮嘱我要吃饱。可是我每次总会把米偷偷卖掉一部分,用卖米的钱买些小说和读物,晚自习后躲在蚊帐里看,看得津津有味。所以我每天只吃两餐稀粥,经常饿得头昏眼花,肚子咕咕叫。好在母亲在我周末回家的时候,想尽办法给我开小灶,让我吃饱吃好。白米饭是难得的奢侈品,母亲也没有办法满足我,只能在我的碗里,尽量捞一些干的,多些米粒,少些红薯,菜里多放几滴油。运气好的时候,弄些乌龟王八在锅里一锅煮,然后关起门来偷偷吃——那个时候乌龟王八多,乡人不吃这些东西,所以吃乌龟王八,是极为丢人现眼的事情。
    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令母亲操心的是我。高考后上大学没有钱置办衣物行李,学费没有着落,母亲督促父亲四处告借,愁得在屋里偷偷哭。后来在姑妈、三爷爷和大伯等长辈亲戚的支持下,才勉强上得了学。大学毕业后我应征入伍,离家的前一晚,娘俩在油灯下说了大半夜的话,母亲反复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勤快做事,莫怕吃苦,听领导的话,对人要好,不偷不抢,做个有本事的好人。临行前,我把所有的行李、衣物和余钱都留在了家里,只穿了一身最旧的衣服和一双破凉鞋上路。母亲不舍,硬要塞给我十块钱,说穷家富路。我知道这十块钱是母亲出面向人借的,坚决不要,对母亲说,到了部队上,什么都会发,也会有工资,莫担心。母亲坚持要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几十里路外的车站。我乘坐的汽车开出很远,回头看见母亲和父亲,一动不动地目送着车子远去……
    我当兵后进了军校,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每月有59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算是高薪。第一次领工资,除了当月的工资,还补发了两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下子领了二百多元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钱,兴奋得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我把大部分钱汇给了家中的父母,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母亲接到汇款后的幸福和满足。想象着父母拿着这笔钱,自豪地去供销社还赊账,还人家的借款。挺胸抬头地买很多油盐酱醋,还给所有好心借给我们的四邻。想象着母亲可以摘掉被人叫了几十年“苦人”的外号,露出舒展幸福的笑容。那几个晚上, 我一直做这样的梦,在梦中和母亲一起欢笑。
    军校毕业了,我被派往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去就是半年。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给家里写信,给父母报个平安。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平安回到家,见到自己的父母。头部受伤的那个晚上,我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想着我还活着,想着母亲在老家的日夜守望,我偷偷地哭了。凯旋之后,我给父亲、长辈们买了很多礼物,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皮背心,希望母亲从此不要再受饥寒,永远有温暖。当我迫不及待地日夜兼程回家,出现在村口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拉着我,哭的格外伤心。
    许多年前,隔壁村的老乡亲们因同情我们家穷苦,给母亲起了一个外号,叫“苦人”。那年腊月二十九,临近年关,家中却一贫如洗,没有钱置办年货,半两肉也没有买。隔壁肖家湾一个叫肖显能的长辈,看到我们家这个样子,很是同情,动了怜悯之心,把他们家割的年肉匀了几斤送到我们家。母亲千恩万谢,高兴得不得了,一家人总算能好好过个年了。不料一个债主上门要钱,看到了堂屋里挂着的那块肉,对母亲说道:你们家有钱买肉,没有钱还账,对不起了,用这肉抵债吧。母亲可怜巴巴地央求债主,容过年后还债,肉不要拿走,让我们一家老小过个年。债主不依,提了肉便走。好在村子里很多人出来说情,好说歹说,那人还是把肉割走了一大半。母亲很悲伤,也很无奈,大家就喊她“苦人”。
    母亲的确很苦。生产队的时候,母亲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每天黎明时分,起床生火烧水,叫醒上学的孩子,打开鸡笼,准备猪食,张罗柴火,做好出工的农具准备。天刚蒙蒙亮,出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七点多钟,匆匆从田地里赶回家做早饭,而后招呼老人孩子吃饭、刷锅洗碗,喂鸡喂猪,挑水扫地,整理家务。然后出工、做午饭,再出工,再回来做晚饭。家务都料理完了,夜已经很深了,还要坐在灯下缝补衣服,做些零碎活。饭菜是母亲做的,但是吃饭的时候,她却很少上桌,总是全家人都吃完了,她才从厨房出来,吃些剩饭剩菜,吃点稀粥腌菜。
    母亲是巧手,有几样拿手活。一是腌菜的水平一流,从不酸缸倒缸,特别是腌洋姜,爽脆鲜嫩,别有风味,每到吃饭的时候,一村的老少都端着饭碗来家分享我家“腌洋姜”的美味。孩子们恶作剧,经常偷偷地跑到我们家的腌菜缸里捞洋姜偷吃,母亲看见了,总是笑眯眯地当做没看见。第二个绝活是手擀面做得好。母亲擀面的时候,我们总喜欢在边上欣赏,一招一式,娴熟而精准,快捷而不凌乱,擀出来的面又薄又均匀,口感极好。有一次我又饿又馋,趁母亲不注意,站在锅边一口气吃了五大碗。还有一绝是煎豆腐:豆腐切得匀称,分量划一,下锅煎炸,火候掌握得极好,两面金黄,色泽诱人。此后几十年,我一直爱吃煎豆腐,但总吃不出母亲做出来的那种味道。
    母亲是一个很敏感很重感情的人,她养大的猪,被牵走卖掉时,她会跟着猪呼唤很远。她说狗通人性,所以从来不吃狗肉,美其名曰“狗肉上不了正席”。也不吃鳝鱼,说鳝鱼是善人变的……对别人的施恩,她一定要报答。尽管家中长年累月欠着人家的债,但她从来不失信于人,在她的心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论多么陈年的债务,只要条件许可,她总会主动上门归还。有时实在没有办法还钱,她就会向人家保证:父债子还,我有三个儿子呢!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来很多债务,母亲一一偿还干净,并且反复向人家表达歉意和谢意。等她还完了宿债,一身轻松的时候,才肯随我们一起来武汉居住。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也决不允许我们走歪路。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偷拿了姐姐的一块钱,买了笔、墨水和火柴之类。被发现后,父亲让我跪在祖宗的神龛前,用扁担狠狠揍我,揍得我浑身痛极,鬼哭神嚎。母亲破天荒地不仅不护着我,反而帮着父亲责骂我。后来渐渐长大,才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我走正道。母亲说:自己的是自己的,别人的是别人的。只要不是自己的,一根草都不能拿。这句话,我牢记了一生,奉为做人的至理名言和金科玉律。以至于小朋友们调皮偷黄瓜、花生时,我宁可被小朋友们笑话为“胆小鬼”,也绝不参与其中。
    2003年,父亲突然病倒,中风引起偏瘫,生活起居困难,精神状态很差。母亲更是起早贪黑,烧火煮饭,千方百计为父亲调理身子,给予病中的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弟弟妹妹们成了母亲最贴身的帮手,弟弟和妹妹请假在家,帮助母亲照料父亲,把父亲照顾得妥妥贴贴。母亲负责调理饮食;弟弟把父亲抱进抱出,洗脚按摩;妹妹为父亲端茶倒水;姐姐也经常回去为父亲延医送药,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也减轻了母亲很大的负担。2005年大年初一,父亲去世,我的夫人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握着弥留中父亲的手,足足两个多小时。看到儿女、媳妇、女婿们一个比一个孝顺,母亲非常欣慰。
    父亲去世后,儿女们各自在武汉忙碌着讨生活,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形单影只,很是孤独。夫人建议我们把母亲接到武汉来住,早晚有个照应,免得两头互相牵挂。但我的房子楼层高,没有电梯,爬上爬下很困难。加上母亲一生只会烧柴火土灶,不敢用煤气,中午我们上班之后,母亲的午饭不好解决。于是我们在弟弟们居住的左近,为母亲弄了一个小屋:两小间房子,一个简易厨房和卫生间,一个小小饭厅,总共六十多个平方。房子虽然极小,非常简陋,不像个样子,但毕竟能让母亲有一个安身之地。母亲也很高兴,又能和自己的儿女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每天晚上大家聚在她的小屋子里,听她讲过去的事情,欢声笑语,温馨又和睦。
    有一次,母亲在散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左小腿粉碎性骨折。我们把她送到医院,拍片、正骨、打石膏。骨科主任建议最好手术治疗,因为骨折情况非常严重。大家都守护在身边,妹妹当即给单位打电话,辞去工作,表示要全身心照顾母亲。我夫人二话不说,回家清理了住院的东西,取了钱,一起送母亲到161陆军医院。母亲怕我们花钱,坚决不同意住院,更不愿意手术,我们怎么劝也不行,无奈只好打道回府,在家保守治疗。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在治疗恢复的这一百多天里,妹妹日夜照顾母亲,寸步不离。其他子女孙辈几乎每天前往看望,向老人家请安。
    真是天可怜见,三个月后,母亲神奇般好了。原先以为即便好了,也会留下残疾,跛脚是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连给母亲治伤的骨科专家也这么认为。但母亲伤愈能下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点后遗症,真是一个奇迹。母亲在2005年、2007年、2017年先后中过三次风,但都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不治而愈,恢复如初。在母亲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伟大与神奇,也看到了生命的无比顽强。但母亲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她坚信,一定是有菩萨、神灵和祖宗在保佑,是她一生做好事结善缘的好报。她说:好事自有好事在,菩萨是保佑好人的。
    这两年,母亲坚决不在武汉住了,坚持要回老家去住。她想回到自己熟悉的村庄,和村里村外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在一起。无奈我们只好送她回去,但保证每周有人回去看她,为她准备好日常用品和生活物资,至少让她不为柴米油盐和零花钱操心。每逢周五,母亲就会给我们打电话,问这个星期是谁回去。一旦知道我们要回去,母亲就会一直巴望,拄着拐棍在村外张望,或者搬一个小凳子,坐在村口痴痴地等。看到我们回来了,车子还没有停稳当,她就颠颠地过来迎接,假装责怪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某某某怎么没有回来呢?然后欢天喜地地把我们迎回家去。我们离开的时候,母亲总是反复叮嘱;到家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每次我们一上天兴洲大桥,就会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到家了!
    母亲这次中风,病势来得突然,比以往每次生病都更加严重。我们得知讯息匆匆赶回去的,回去时她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再认出我来。问她我是谁,她说出的人名都不是我,令我心如刀绞。母亲走了,从此我们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顿时失去了依靠。母亲是一棵大树,一直给我们遮阴乘凉。如今大树倒了,但大树的根还在,她撒播的爱、善良和宽容的种子,还深埋在温厚的土壤中,随时都会发出鲜嫩的芽。
    愿敬爱的母亲在天堂安好,每夜都来我的睡梦,重温无边的温情!恳求母亲,来世还请允许我再做您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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