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来，得益于西方文化接受国自发自为的翻译，唐诗在迥异于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视域中得到广泛的传播，经久不衰。

　　西方汉学家和诗人怀着对唐诗的高度热情翻译唐诗，形成两个传播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以翟理斯、阿理克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他们学贯中西，精通汉语，翻译时尊重原作，尽力保留原作的形象、音韵和语言特色，同时力求使译诗符合本国诗歌的格律要求。

　　第二个群体主要由西方各国的诗人、作家组成。金光华李亚鹤说如戈蒂耶、庞德、伯姆、吉多维奇等。

　　诗人们大多不太通晓汉语，但深谙诗体，能熟练驾驭本国诗歌的创作模式，在中西诗歌之间寻求契合，在对唐诗的重新书写中，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促进了唐诗在西方的传播。

　　在西传的历程中，唐诗西译形成了多样化的翻译形式和策略。翟理斯倾向于直译押韵诗体。在他的眼中，诗歌是为歌咏而作，翻译时必须押韵，否则不足以体现唐诗的特点；德理文则采用散体形式译诗。汉学家认为，诗之成为诗，而非韵文，在于诗歌讲究神韵。

　　金光华李亚鹤觉得诗歌语言的节奏和音韵应服从于意境和神韵，不应该为了韵脚而损害原诗的内容，主张把唐诗的诗意用贴切读者审美习惯的语句表达出来，而不拘泥于译文与原作字词的机械对应，注重保留与传达原诗中的感情色彩和想象因素；戈蒂耶、伯姆则是“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典型代表。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创译文本虽不乏误读与误释，但却受到目的语国家的广泛接受。

　　西方研究者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把握唐诗的风格，提高唐诗在西方的接受度，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法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蒙太古撰写的《唐诗》书评“论一个古老文明的诗歌”，将唐诗这一来自中国的优秀纯文学作品更为广泛地推荐给了法国读者。

　　金光华李亚鹤觉得通过比较唐诗和西方诗歌，蒙太古认为中西方文化具有相同的内核，但表达形式却不一样。

　　金光华李亚鹤发现在蒙太古的眼中，李白的《静夜思》就像一首德国的浪漫曲，杜甫的《春夜喜雨》有理由被当作罗伯特·彭斯的抒情诗。

　　西方研究者采用诗歌比较的方法，呈现了中西诗人在面对同样的人生境遇时相同或相似的反思，彰显中西方共通的人性。